看3d开奖结果新华社广州１０月１９日电（记者 肖思思）记者从广东省卫生计生委获悉，截至１０月１９日零时，今年全省共有２０个地级市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３７５４５例。专家研判认为，当前，广东省登革热增速上升势头已得到控制，并已呈现缓慢下降趋势。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指出,2013年以来,我国生产､销售含有毒､有害成分的声称壮阳功能的保健食品案件大幅上升｡销售地点多为出租房､小型商店和成人用品店｡不法商贩利用部分消费者羞于就诊､贪图便宜､受害后羞于报案的心理,销售壮阳类产品,谋取非法利益｡看3d开奖结果当然，这波踩踏丹霞地貌事件，也牵出了其他一系列问题

　　全国网上零售额51501亿元，同比增长7.3%，一季度为下降0.8%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大大昨天（26日）在辽宁沈阳主持召开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会上，李大大两次谈及电子商务的未来发展。他强调：对于新兴业态不能一棒子把它打死。该控的风险，要尽可能把它控制住，但是也要给予发展空间。看3d开奖结果刘云山会见日本民主党代表团

　　五是抓早抓小抓苗头。省委坚持注重抓早抓小，平时注意掌握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对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制止、早纠正。探索建立经常性的提醒谈话制度，通过“请喝茶”等做法及时警示提醒、诫勉谈话。去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函询６０７人次、诫勉谈话１０３１人次。看3d开奖结果所谓“柔性化”是指供应链具有足够弹性，产能可根据市场需求快速做出反应：“多款式的小批量”可以做，需要大批量翻单、补货也能快速做出来，而且无论大单、小单能做到品质统一可控、成本相差无几、及时交货。对于企业而言，柔性化供应链的最大收益在于把握销售机会的同时，又不至于造成库存风险。基于电子商务的生产方式是需求拉动型的生产，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将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消费需求数据、信息得以迅捷地传达给生产者和品牌商。生产商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组织采购、生产和配送，使得生产方式由大批量、标准化的推动式生产向市场需求拉动式生产转变。拉动式的生产并不一定要对市场需求进行精准的预测，关键是供应链的各方面更紧密地协同，以实现更加“柔性化”的管理。 销售方式决定生产方式。在大众营销、大批量分销订货、同质性消费的模式下，不可能产生柔性化生产的需求。而互联网确实释放了消费者的个性化消费，也催生了新的销售模式和生产方式。以服装业为例：在消费端，一款女装销售百余件，在网上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意味着，企业生产体系必须适应“多品种、小批量”的要求，才能“接得住”蓬勃的个性化需求。在生产端，从纺织机械来看，近年来中国服装行业开始对数码印花、数控裁床、三维人体测量仪等适用于柔性化生产的设备，加大了引进力度。从生产方式来看，原来的服装企业大都采取捆绑制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但部分服务电商企业，则越来越多地开始采取更适用于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单件流或小批量转移。事实上，不只是服装业，互联网上大量分散的个性化需求正在以倒逼之势，持续施压于电子商务企业的销售端，并倒逼生产制造企业在生产方式上具备更强的柔性化能力，并将进一步推动整条供应链乃至整个产业，使之在响应效率、行动逻辑和思考方式上逐步适应快速多变的需求。 拉动式生产、柔性化供应链对于企业价值巨大。但在过去三十年里，只有极少数企业有洞察力也有资金采取这种模式。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对终端数据的掌控、敏捷的供应链体系以及远高于竞争对手的营业利润率。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里，要实现“拉动式柔性供应链”耗资巨大，注定只能成为企业巨头的专利，但在互联网时代，通过云计算的普及，大数据的成本大大降低，中小企业也可以采用这种模式。特别是电子商务企业，由于交易、营销活动的在线化，可以利用大数据精准地进行市场调研，细分、选定目标客户群。另一方面，电商企业不需要再用“猜”的方式预测市场，而是可以用小批量来测试市场，再利用灵活的试销、AB测试等方式，从销售相关数据中找到潜力款，然后根据生产周期与销售周期多频次小批量补货。最重要的是，在市场需求发生突然变化的时候，以数据驱动的C2B柔性供应链，可以灵活应对。 以2011年央行发放第三方支付牌照为标志，第三方支付机构进入规范发展的轨道。2013年至今，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P2P网络借贷平台、网络众筹等新型业态起步，第一家专业网络保险公司获批，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和行业形态明显迈上台阶。截至2014年底，中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达到80767亿元，同比增速达到50.3%；全国范围内活跃的P2P网上借贷平台1575家，贷款余额1036亿元；众筹融资平台116家，一年新增平台78家，众筹融资金额超过9亿元。 互联网技术渗透积累的海量用户和金融行业的结合发展，造就了互联网金融快速崛起的奇迹，冲击着传统金融业。随着互联网技术终端的日益普及，让金融民主化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 互联网金融模式下，金融服务边界不断拓展，服务人群将包括3.6亿尚未被互联网金融覆盖的长尾互联网用户，以及迅速增长的农村手机上网用户。随着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不断深化，金融不再像工业时代时以企业为中心，以生产为中心，而开始以普通消费者为中心，金融服务和产品深度嵌入人们日常生活。 互联网金融将更有效地配置相对稀缺的金融资源。小微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实体。根据工信部数据，小微企业约占全国企业数量的90%，创造约80%的就业岗位、约60%的GDP和约50%的税收。但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企业贷款余额的比例为30.4%，维持在较低水平。传统信贷模式下，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成本高。一笔10万元小微企业信贷与一笔1亿元大企业信贷的流程和操作成本相差无几，但前者的利率远低于后者。因此，商业银行普遍缺乏对小微企业放贷的积极性。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不能简单依靠传统金融的增量，必须依靠全新的信贷理念、信贷模式。基于互联网的小额融资平台，包括P2P网络借贷平台、网络众筹、阿里小贷等新型业务模式为小微企业融资拓展了新渠道，也改善了融资服务体验，降低了操作成本，缩短了贷款链条。互联网+金融将资源配置效率推到了全新高度，在降低金融机构交易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在这个高速运转的后工业社会中，为各方参与者争取了更多宝贵时间。 相比于传统金融脱胎于保管和支付业务，互联网金融从实体经济而来，有着更好的实体经济基因。从服务的对象看，互联网金融更多地服务于中小微企业和创业企业。而创业企业的风险系数与一般企业是截然不同的。一般企业面临的风险是可持续经营和成本控制，创业企业的风险更像是二进制的电脑程序，1代表成功，0代表失败，失败的代价极为高昂，传统金融必然无法有效支撑，所以才产生了风险投资。而互联网金融能比风险投资更好地适应创业企业的需求。从经济的角度看，大量的创业企业是经济活力的源泉，也是国民经济竞争力的保证。互联网金融与该类企业的结合，既帮助创业企业发展，也帮助互联网金融企业思考战略产品。从宏观方面看，现行的全球经济体系是高度跨区域、跨时期分布的，传统金融的资源配置方式存在极限问题，即使是国际金融中心的远期市场也无法完全解决资源的跨时期、跨区域配置问题。互联网金融的无地域、无物理网点的网状分散式分布特征可以推动该问题的解决。 整体来讲，传统农产品流通模式呈现出“结构不对称性”和“权力不平衡性”的主要特征。农产品流通的渠道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端小”，农户和零售终端规模小，中间流通环节纷杂，流通效率低下。同时农产品流通的渠道权力严重向龙头企业、规模批发商以及大型零售商倾斜，农户没有话语权，消费者更是被动参与，利益均得不到保障。 在互联网的催化下，农产品的流通模式也在发生嬗变，以电子商务为主要形式的新型流通模式快速崛起，在流通主体、组织方式、上下游影响等方面都呈现了积极的创新和变化。 互联网条件下，新型农产品流通模式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根据阿里研究院测算，网络零售的流通效率较实体零售提高了3倍。由于新型农产品流通模式在流通效率上与传统模式相比有巨大的优势，放大到全社会，有望实现社会资源的巨大节约。 互联网技术和大平台的出现，使农民直接面对消费者成为可能，这就改变了农民在流通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农民转型为卖家，可以直接与消费者进行沟通和交易，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议价权，提升了收入水平。部分农民尽管没有直接面对消费者，但也通过成为电商供应商的方式，融入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产业链中，从而从新型流通模式带来的扁平化中受益。 以电子商务为载体的原产地农产品直销成为热点。以互联网为交易平台，将农产品从原产地直接发货到消费者所在地，克服了传统流通模式流通环节繁琐、流通效率低、损耗严重的缺点，也建立起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互动的平台，促进了信息对称。 互联网赋能三农的过程中，催生出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新群体——新农人。新农人是互联网与三农有机融合的产物，是农民群体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狭义的新农人，指的是以互联网为工具，从事农业生产、流通、服务的人，其核心是“农业+互联网”。广义的新农人，指的是具备互联网思维，服务于三农领域的人，其核心是“三农+互联网”。这里指的服务，不仅包含生产经营相关服务，也包括监管服务、研究服务等。 互联网是新农人的核心基因。这也是新农人区别于传统农民、职业农民的最大不同。正是依托互联网，新农人具备了直接对接市场的能力，从而改变了以前农民信息能力薄弱的状况，从产业链的末端开始走向前台。新农人是农民群体中最不“安分”的分子，具有开放、透明、分享特点的互联网为他们的创新提供了沃土。 相比传统农民，新农人普遍具备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这也是推动新农人持续创新的重要保证。同时，新农人大多出生在农村，对农耕文化有较深刻的认识，能够更有效地改变传统农业和农村经济。过去几年，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抱着创业造福家乡的愿望回归农村，形成了一波“新知识青年下乡”的热潮，这是在新的信息经济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加速向农村领域扩散的天然体现。以分享、抱团为特征的自组织性，是网商群体的独特特征，也是新农人的重要基因之一。新农人和热心新农人事业的各界人士通过自发组织，已经搭建起一些旨在为新农人交流互助、资源对接的平台，这些组织在帮助新农人学习成长、推动互惠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大平台，部分农民一跃成为市场的交易主体，转型为卖家，直接与消费者进行沟通和交易，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议价权。同时也增强了农民对市场信息的敏感性。部分农民则通过融入新型产业链受益。由于具备了互联网思维、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生产经营水平，新农人的生产效率大大提升，这就为拉动农民创业和就业提供了坚实基础。许多新农人通过电子商务从事农业和非农产品的经营，不仅个人发家致富，也带动了周边的农民创业和就业。 新农人群体在自身责任感的驱动下，积极应用现代化的安全溯源系统，在提升食品安全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批新农人率先建立了食品安全溯源系统，使得农产品电商能完成食品供应、流通、消费等诸多环节的信息采集、记录与交换。对消费者而言，商品信息更为透明，从而做出正确的购买决定，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同工业化的大规模产业化思路不同，新农人不片面强调产量和规模，而是强调尊重自然规律，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互联网上，消费者对于农产品的生产环境、生产流程、环保状况高度关注，这也推动新农人将生态农业技术、水质土壤改良技术等大面积运用到农业生产领域，这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意义重大。 相对于通过电视、报纸大规模打广告等传统手段来建立品牌知名度的方式，新农人在建立新型互联网品牌方面独具优势。一方面，互联网能够帮助新农人以较低成本进行新品牌的推广和打造，这对资金实力相对软弱的新农人十分关键；另一方面，在互联网上，客户口碑即是品牌，品牌打造模式和传统模式完全不同，新农人可以营造出更加贴近消费者、更加个性化和人格化的新型互联网品牌。 “互联网+”正在技术、设备、商业模式等诸多方面改变传统物流业的运作方式和效率水平，特别是在电商物流领域。受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拉动，电商物流已出现全新面貌。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物流大国。物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最重要的现代服务业之一。2014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140亿件，跃居世界第一，同比增长52％。 但总体而言，我国物流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亟待转型升级。我国不是物流强国，物流业发展总体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根据世界银行的物流能力指标（LPI），我国物流能力领先于其他“金砖国家”及与我国有相似资源禀赋的亚洲国家，但明显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 在物流信息技术应用上，随着手持终端设备的开发和移动互联网APP应用的不断成熟，物流企业内部运作信息达到同步，分拣中转、装卸运输、揽收派送等环节更加协同有效。同时，大数据应用使物流企业之间，电商与物流行业之间形成联动机制，物流公司能够实时掌握整个物流网络每个环节的“未来包裹量预测”和“繁忙度实况预警”。 物流的过程，是社会产品从厂商转移到消费者的过程，互联网改变的不仅是物流的“动”，更重要的在于解决了如何“少动”甚至“不动”，这背后是商品流通体系潜移默化的转型升级。智能分仓技术将改变现有物流模式，做到货物“不动”数据“动”，从而大幅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大数据预测将指导商家进行库存前置，以成本最低的方式提前运输到消费地，待消费者下单后，再从最近的电商仓储完成最后一公里配送，做到“订单未下，物流先行”。C2B模式、淘工厂等新事物的出现，标志着由消费者驱动的个性化制造正在崛起。近两年，“淘宝村”不断涌现，培育了大量的网商、服务商，带动了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吸纳了周边大量劳动力就业，形成了新的产业聚集、新型的城镇化，这标志着依靠工业经济下大零售、大生产为基础的产业布局正在改变。互联网带来三四线城市、农村消费的变化，扩大了物流覆盖半径和纵深。电子商务缩小了城乡差距，使农村用户在网上也可以买到与大城市居民同样的商品。互联网带来生产、消费、物流的改变，会构筑新的商业流通体系。 未来3到5年，随着高速铁路、绿色航空、新能源汽车、智能仓储、新材料技术、节能环保技术，特别是“物联网、下一代信息技术”等在物流领域的推广和应用，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将与物流业深度融合，让物流更加“智能化”，这些都会给物流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促进作用。（作者：阿里巴巴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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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新时期指导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必将开启国有企业发展的新篇章。国企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深化国企改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人民的期盼。 《意见》对于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有哪些重要意义？此轮国企改革的重点和亮点是什么？如何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国企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项安波，围绕《意见》展开深度解读。 项安波：《意见》虽然姗姗来迟，但其中不乏亮点，如“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措辞排序上的讲究，显示了国有企业在规模化发展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效率优先；“清理退出一批、重组整合一批、创新发展一批”暗示了国有企业不仅要做“减法”和“加法”，也要做“乘法”。 《意见》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提出的一些改革思路，使人理解作为最重要的顶层改革方案设计之一，具有更高的共识度和更好的操作性。应该说，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面对现实问题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是最大亮点。 《意见》关于推动混合所有制的部分里面开篇第一句即强调了“以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等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即要注重利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来实现国有企业丰富生产要素与民营企业灵活经营机制的互补、融合。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是国有企业激发活力、提升效率的关键。 《意见》显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际上是双向进入的，既强调了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也明确了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同时也划定了国有资本以公共服务、高新技术、生态环保和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域，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这既呼应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国有资本重点投向五大领域的要求，也避免了“与民争利”、“国进民退”等方面的争议。 关于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意见》对于以前一些难以明确的部分问题给出了答案。首先，明确了优先支持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服务型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个人理解，原因在于此类企业发展高度依赖于依附“人”之上的因素——知识、技能和积极性等，实行员工持股有利于协调国有资本和创造性劳动之间的关系，激发生产力。优先支持此类企业试点，利大弊小，风险低、争议少。其次，明确了支持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持股，员工持股主要采取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对员工持股中的“员工”范围界定和持股方式这两个关键问题，给出了标准或指引，有助于实践者能规范有序地推进改革。 此外，《意见》还充分认识到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而面对现实问题，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同时也不回避矛盾，对看清楚了的问题给出了清晰指引。 这样，既能做到稳妥推进，又能在业已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这一保障性文件的基础上，更好地防范潜在风险和避免可能的负面效果。 中国经济时报：《意见》对于以监管资本为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作用有哪些？ 项安波：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管资本”和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转变职能。过去的国资管理体制在促进国企做大规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促进“做强做优”方面不够，还存在“越位”和“缺位”并存、行政化管理方式为主、国资布局不合理等问题，抑制了国有企业活力、降低了国有资本效率。完善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能为提升国有资本效率和释放国有企业活力创造基本环境。 《意见》强调了“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对象已经不仅仅是国有企业，更要包括国有资本及其之后的党政机构。为给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条件，国资监管机构当务之急是转变职能和转变管理方式：一方面，需要将与公共管理相关的职能移交给其他政府部门，摆脱“老板＋婆婆”双重角色于一身的定位，以更为纯粹地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责；另一方面，需要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从偏重于行政化管理方式转向以市场化管理方式为主。 关于“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目前《意见》较多地阐述间接授权经营体制，对直接授权经营体制仅提到要“开展政府直接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试点”，着墨不多。我们希望能同时均等试点间接和直接两种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这样更有价值和意义。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使得试点成为有竞争、能比较、可评估的“赛马机制”，以便将来能择优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成功模式和先进经验。 中国经济时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亟须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意见》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列出了“时间表”，绘制了“路线图”。你认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点和难点在哪？ 项安波：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关键在于股权改革。《意见》重视了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明确要“加大集团层面公司制改革力度”。我们理解，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将过去主要在集团二级、三级公司层面推动的股权改革，上升到集团母公司层面。也就是国有独资的集团母公司也要股权多元化，合适的可以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有利于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市场化方向，解决长期困扰国有企业集团“老体制管新体制”等问题。 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股权多元化或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来优化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进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发挥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此外，产权层面的改革对于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以市场化为导向、完善并切实落实“三项制度”,消除国有企业内部行政化的思想意识和运行机制，加强激励约束机制建设等等，都具有基础性的促进作用。 《意见》还提出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在少数特定领域探索建立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这进一步为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特别是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格局，提供了条件。“优先股”使得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更有保障，并赋予了国有资本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强的流动性；“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保证了政府在特定领域即使只有少数股权，仍具有否决权，不至于失控。 中国经济时报：你如何看待一直以来社会上存在的对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误读？ 项安波：我国的国有企业数目之多、资产之大、分布之广，举世无匹，对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协调发展和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举足轻重。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努力，国有企业在规模与实力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但取得的成绩与其拥有的资源，与政府的要求和民众的期望仍有差距。 随着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所处的政策、行业与市场环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一批分布于重化工业等产能过剩领域的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速转变阶段极有可能重陷困境，而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越来越难以接受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或拖累的现象和局面。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一段时间，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的主要原因。《意见》的出台，使得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不前不再具备搪塞的理由。 目前，国有企业资源优势明显、整体经营状况尚可，我国社保体系基本健全，并且过去几轮改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而另一方面，适应经济新常态使得提升国有企业经营绩效、提高国有资本公益性和流动性等任务既迫切又必要。主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当前既是有利时机，也是关键时期，再不能只坐而言、而应起而行。当前，各方应摒弃对国有企业的先验判断，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和《意见》部署，凝聚改革共识，务实理性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避免在消极怠工、推诿回避中贻误改革时机。